在天花板上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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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花板上跳舞

孙甘露

这个题目从莱昂耐尔·里奇的一首歌而来，我猜想它含有这样一层意思：乐呵呵地倒悬于屋中。

圣诞前夕，一位朋友从伦敦给我邮来了新书《拜伦》，我的书桌上正放着刚读完的《萨特自传》。其实我已累得不行。值得一读或者一读再读的书越来越多，我只能像糖果店里的儿童，在裤袋里空攥着拳头，以一个无产者的神态在柜台前逡巡，领受店员的不屑目光。我的微薄收入仅供我勉强度日，买书已成为奢侈，我在梦中和我的书籍一一握别，场面凄凉，目光迷惘。

我忽然想到我已年近三十，童年早已离我远去。有关那段生活的记忆正在逐渐鲜明起来，六十年代末所看过的电影已成就一种固执的形象。就个人而言，那时候中国之外的世界和事件就是越南的丛林、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和朝鲜北方的果园，偶尔有一只木偶尼克松摆动着关节出现在儿童艺术剧场的舞台上。时间过去二十年，世界一下子放大到弥漫状态，而儿时的求知欲望和活跃的想象已濒临死亡，读书和写作成就一种补偿手段，精神生活中那一段苍白和贫乏的岁月宿命般地化为内心的空白。人们头戴立体声耳机，脚踩着钢琴踏板，手捧着画册，眼望电视画面，而大脑陷入一派虚无。我们失去的，或者说我们未曾获得的不是未知的若干成分，而是由此形成的精神氛围。我们在谈论的是一般情况，今日我们以另外的方式遭遇了同等境遇。

我们在电视里注视别人竞选总统，瞧着古利特把球踢进那波利队的大门，我们看着几小时前在另一纬度上坠落的波音飞机，看看亚美尼亚地震后混乱的场面，我们产生了与整个世界同步的错觉。

人们欢天喜地演出荒诞剧，而尤奈斯库已在感叹“我感到越来越困难了”。我们津津有味地聆听ABBA演唱组的歌声，而那两对夫妇已散伙多年。在不断介绍的萨特之外是加缪的若干著作，然后，胡尔塞、海洛庞帝、列维、施特劳斯名字以不同的频率出现在各种杂志上。但是，我们依然错过了几乎同样重要的马塞尔、让·瓦尔、拉朗德·拉弗尔、马利坦、西蒙·韦伊、德日进、富科、阿尔图塞、加斯顿·巴谢位尔……而这些仅局限于二十世纪的法国。

这可能是个人情况，那天我们努力把视野扩展一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自1949年至1988年四十年间，我国扫盲人数为157亿，今天，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中国人。目前，我国文盲半文盲的总数为5亿，若按四十年前扫盲157亿乐观推算，扫除5亿文盲需花一百三十年时间，这还排除了不断出现的新文盲。我想编识字课本才不失为大多数人写作，当然，这使命同样神圣，前辈托尔斯泰即是例证。

描写一只苍蝇的飞行路线与描写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的作家显得同样卓越，并且越来越卓越，犹如萨特而言，只是不比其他人更卓越。他们成功地控制了小说的叙述（有时稍有失误），这给他们带来了自信心，但因此也变得对任何事物都不在话下（至少他们姿态如此），这使人生疑。于是，我们回到狭小范围，提出若干问题。